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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宗篇44 大汉阴影下的世界(中)

发生在雍熙五至六年冬春之际的大汉帝国对真腊战争,无可争议的宣告了中南半岛的大变局。

这场战争,以真腊国的惨败而告终,丧师失地,屈辱求和。曾经的半岛第一大国,就此沉沦,在南北两面都丢失了大片国土,损失惨重,沿海国家,几乎被打成个内陆国家。同时,内部也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,中央权威大丧,地方实力派抬头,部族叛乱,分离主义大兴……

真腊国的统治阶层具备一定延续性,其统治也没有那么脆弱,就像发生在南北金洲及爪哇岛上此起彼伏的袭扰、叛乱一般,朝廷如欲彻底征服真腊,不大兴杀戮,通过“人口政策”,是极难在短时间内取得成果的。

但是,如仅从“乱其国”的角度出发,对大汉来说,尤其在已经攻破其国门的条件下,那是没有多少压力而言的。

这场半岛战争,时间持续并不长,但动兵规模却一点不少。初期的“自卫反击”就不说了,后续几个月出国作战,迫于军情,为保辎需供馈,后期又增派了三万对民夫,前前后后,为平“真腊之乱”,朝廷总共征调了十二万军民。

这样规模的战争,放在任何一处都不是小仗,何况是在中南半岛上,耗费钱粮之巨,也是可以想见的。至于伤亡,也是不浅,足有七千余人,半数以上都是非战斗减员,同时,足以两千多名汉军将士长眠于半岛高原与密林之中……

诚然,真腊国的损失更为严重,是数倍乃至十倍于汉军,并其汉军还攻取了以文单为中心第六大片真腊国土,但这笔买卖,在大汉朝廷那里,怎么算都是亏的。

因此,在雍熙六年夏四月,当真腊使节历经辛苦,抵达西京洛阳,带来真腊国王阇耶跋摩地五世的乞和信后,几乎没有经过多复杂、激烈的讨论,皇帝刘旸便同意其所请。

至于条件嘛,称臣纳贡是必需的,割地赔款也少不了,同时要求真腊大开国门,准备大汉商贾前往货殖经商,并且,对于流亡于真腊国境内的那些来自安南、云南两道的反抗势力,真腊国也需协助清剿。实事求是地讲,朝廷的条件也算宽仁为怀了。

真腊国所不清楚的是,事实上他们只需再扛一扛,情况就会好转,因为大汉帝国的高层达成共识,决议罢免兵,结束与真腊国这场争端。

原因有很多,主要是两个方面,一是与真腊这场战争实在是亏本,打下去对朝廷并没有多少好处,只会空耗国力,在真腊战败服软后,没有必要再浪费钱粮兵力;

二则是打进入雍熙时代起来,偃武修文、休养生息便是朝廷最重要的政策方针,如非必要,是不会轻启战端的。

当然,像剑南叛乱,真腊入寇,这种情况是必须坚决镇压、反击的,只是到什么程度,朝廷诸公是有个心理底线的。

平心而论,皇长子刘文涣率军反攻入真腊国境,虽然很提士气,大扬中国武功,但并不是那么受大汉上层认同。

即便是皇帝刘旸,虽然后面下令相关部司全力保证大军后勤,但也给了一个“莽撞”的评价。

至于还有一些不便名言的理由则是,像朝廷出兵出钱出力,给封国谋取好处的事情,是越少越好,朝廷封国,是为了减省扩张拓殖带来的成本与消耗,这是从开宝后期就在朝廷内部形成的共识。

只不过,世祖皇帝在时,他可以大大方方地接受群臣建议,表明态度,而雍熙皇帝,对于封国王们,却多多少少要顾及一些影响,顾念“兄弟之谊”。因此,有些事情可以做,却需少说。

而在整场战争中,当然有获利者,而获益最大的,毫无疑问是刘曙的林邑国。由于在北方面临着帝国军队的强大压力,对南方,真腊即便有所防备,但力量有限,在应对上自然勉强。

而林邑可谓是精锐尽出,又有大量南下勋贵、海商的大力支持,领军的又是刘文演、刘珙这两个林邑国最能打的将领。

战果是硕大的,二刘不只将实现“攻取河洲”的既定目标,还超额完成任务,向北挺进,直抵洞里萨水与湄公河汇流口,筑巴山堡方止,以为防御。

而巴山堡,距离真腊国的核心统治地区,洞里萨湖平原,已然不远了。而比起北面大汉朝廷的数万大军,来自林邑国的“背刺”,威胁显然要更为致命。

即便刘文演由于兵力、交通、后勤等诸多因素,没有急进,但也在刘文涣于北方持续施压、攻城略地的同时,率军北上洞里萨湖地区,虽然没有刻意追求攻破城池,但也杀伤了大量真腊臣民,掠夺无数,极大地破坏了真腊国的社会与生产秩序,大大延缓了真腊国对林邑反制、反击的速度。

而经过刘文演这么一番折腾,真腊国自然又迎来了一场伤筋动骨般的损失,而林邑国几乎全占湄公河三角洲,其中包括一部分已经被真腊国开发过的城镇土地,这也为后续林邑国的开发,节省了一定的人物财力。

毕竟,即便再优良水土,拓殖垦地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,仅一个水利条件就能难死个人。而从占据湄公河三角洲开始,林邑国在半岛上真正的立国之基,也开始逐渐打牢固,这一片肥沃的土地,也值得大汉子民扎根。

和林邑国一样的,是西边的临海国,在真腊受到南北交攻的同时,临海王刘文海也派遣了一支军队,自直通地区越过山地之阻,向真腊西南部海湾地区(泰国湾)进攻,即便只是实现了一种名义上的统治,通过这次行动,也拓地数百里。

若不是刘文海其主要精力都放在对北部蒲甘地区的攻略上,真腊这块肥肉,刘文海是必定要大分一杯羹的。

而在过去的五六年中,中南半岛实则一点也不安宁,不只林邑国在就是吞噬占城遗产,构建封国军政体制。在南边,齐王刘昀也在加紧对北金洲地区的掌控,在他的招徕以及朝廷的支持下,又有几十家勋贵、功臣子弟,奔赴南洋发财,刘昀的“新齐国”也的确是大家伙在南洋的首选之地。

最不安宁的,显然就是大肆攻略蒲甘、直通地区的刘文海的,在朝廷及南洋海上的支持下,刘文海率军,仅用一年的时,便将“缅甸”东南地区的孟族政权直通国给消灭。

然后,一边从国内、南洋地区征募汉人力量,一面对本地土着进行驯服工作,同时向北挺进,迅速与蒲甘国叫上手。

在过去几年,半岛西部,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大汉帝国之临海国于土着蒲甘国的战争展开的。

到雍熙六年为止,临海王刘文海在尽取直通国故地的基础上,正与蒲甘国争夺“下缅甸”地区,但与林邑国不同,刘曙那边还能顾及到商业、农渔业的发展,也有一些实际的经营成果。

而临海国这边,则就完全是一套军事体系了,刘文海完全建立了一个以汉人军功地主为主体的军国主义国度,从雍熙元年到六年,几乎无岁无月不战。生生打断了蒲甘国的上升之势,还得竭力抵御来自凶恶的汉人军民的侵略......

也是在雍熙六年四月,在刘文海纠集三万大军(亲军+汉人武装+仆从军)再一次向蒲甘国发动夏季攻势。

这一回,蒲甘国没能抗住来自临海国海陆两面夹击,于是,抵抗了整整四年多的蒲甘国向北溃退,刘文海终于全据“下缅甸”,蒲甘国则真的被打成了一个“内陆国”。

至此,刘文海方才停下扩张的脚步,把目光放到内政治理上。来自朝廷的直接支援,早就已经停了,在主要依靠自己以及先父遗泽的情况下,刘文海在完成初期扩张目标后,也不得不停下来歇息一番。

雍熙六年八月,在文单城待了大半年的皇长子、汝阳公刘文涣,终于收到朝廷的召还,带着最后一批远征军撤向安南,回朝献捷。

当然,在回朝之前,刘文涣还做了一些善后工作。已经攻取的真腊土地,还是不可能还回去的,刘文涣、赵氏一系更是坚持将之纳入大汉国土范围,这是可以理解的,否则开疆拓土的功劳没了,反而会让刘文涣陷入“穷兵黩武、劳民伤财”的攻讦旋涡中去,慕容氏那一派的人,是必定会揪着此事不放的。

而直接纳入帝国的行政管理,成本又太高,于是,当从朝廷那里拿到全权处置权之后,刘文涣对开拓的北真腊土地做了一番安排。

首先,名义上设立了文、万、蒙、真四州,同时从安南、云南、广西调集了一批官吏。而在名义之下,刘文涣于四州代朝廷赐封了三十多名土司,这些土司之中,有真腊投降的权贵、将领,也有当地的土着部落首领。

对于大汉的土司制度,这些势力自然是有所耳闻的,隔壁的安南道同样也不少土司,因此,这些新利益集体接受得很快。

因此,刘文涣固然无法保证新取的文、万、蒙、真四州能彻底稳定下来,成为大汉始终巩固之国土,但至少保证其不会轻易复归真腊,且随着时间的推移,它总会走在“汉化”的正确道路上,毕竟如今的中南半岛乃至整个东南来,汉人的影响正在持续不断的加深、加强。

而对刘文涣的善后处置,不管背后是否有人指点,皇帝刘旸终是给了一个“不错”的评价。而随着刘文涣撤军回国,中南半岛持续了近一年的动乱,终于恢复稳定。

即便,这份稳定并不是那么牢靠,但同时,一个全新的半岛乃至东南亚局势形成了。

从宏观上讲,几个月的“半岛战争”对整个东南亚的历史,都有重要影响,即便从结果上并没有出现“灭国”的情况。

但与往年发生在南洋地区的“灭国”战争有所区别的是,这一次下场的,不只是来自大汉帝国中央的强权,还有如林邑、临海这样的大汉封国,甚至于战后东南亚的新格局正是在这些封国的努力下促成的。

到此时,似乎才真正出现了世祖皇帝曾经所期待的情况,大汉的开拓精神,不该只是来源于皇帝个人的喜好与支持,封国也不该被动地等待朝廷的哺育,他们需要更积极、更铁血,需要有一股发自内心的扩张的散播大汉文明的源动力......

当然了,这样的情况,对于中央帝国而言,究竟是好是坏,仍有待时间的检验。

但至少在雍熙六年的当下,整个东亚地区的形势便是,以大汉帝国为核心的中国势力,进一步加深了对大汉旗帜下山川河流、海洋岛屿的影响控制。

大汉帝国对于整个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进一步巩固,一个充满攻击性与不确定性的全新藩属国体系正在形成,这也天朝上国真正走出传统“九州”舒适圈的积极尝试。